題：訪作家劉震云：人間多少事，兩三笑話中

中新社記者 韓星童

位于香港北角的聯合出版大廈會議室內，堆疊起最新出版的《一日三秋》繁體版，形狀各異的“橙色柿子”整齊排列在封面，還有“一笑一哭”兩張面孔，三兩筆簡潔勾勒出故事梗概。不多會，作家劉震云在眾人簇擁下走進來，不改幽默本色，打著趣跟大家問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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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日稍晚時候，劉震云還將受邀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出席新書講座。行程密集，他自前一晚抵港后，還未能抽出空去嘗嘗他記掛許久的牛雜湯。

上一回來港，還是疫情前來參加書展。中間隔著三四年，也隔著一些文壇老友的永別。他記得上回來，香港作家、《亞洲周刊》副總編輯江迅張羅了一場飯局，席間還有作家倪匡及其太太，他們以茶代酒，笑談文學，談過往，也談后起之秀。端起茶盅，放下筷子，就這樣一生過去了。有時，哪怕僅是念頭在他們身上瞥過，也會觸動他心底的悲傷。

“有時候人間多少事，確實是兩三笑話中，人生有很多笑話注定要流著淚聽完。”劉震云在新作《一日三秋》里，便以“笑話”穿針引線，笑話和人物、土地、神靈、傳說、歷史之間的糾纏，建構起故事骨架。

層出不窮的笑話，其實都指向其背后無處不在的生活哲理與辯證的人生觀，譬如，嚴肅再往前走一步就是笑話，笑話再往前走就是嚴肅。同樣地，真理與荒謬也只是一步之遙。

說話間，劉震云想起一個故事，說是很久以前，村口有兩個人爭論，一個人說三八二十四，另一個人說三八二十五，兩人爭持不下，鬧到縣官那里，要斷一斷究竟是誰不識數。縣官反倒下令打了說三八二十四的那人一百大板。那人喊冤：“他不識數，你一個青天大老爺也不識數嗎?”縣官答道：“打的不是識數不識數的事，打的是他都那么糊涂了，你還在跟他爭論，你是不是更糊涂呢?你還要拿你的糊涂來浪費我的時間。”歸根結底，這故事講的是，要跟一個糊涂的人爭論，要把說不清楚的事說清楚，是最荒謬的。

在《一日三秋》里，劉震云也寫了一件說不清楚的事——六叔的畫。六叔曾在延津縣豫劇團拉弦子，劇團解散后他又去縣棉紡廠當機修工，上班之余，還愛畫畫，以延津人事為題，既有日常也有神鬼，既寫實又后現代，六嬸卻說這是無用之事，倒不如畫些能賣錢的花開富貴、喜鵲登枝。

從某個角度看，文學的交流也是這樣的“無用之事”，“它既不會改變社會形態，亦不會影響GDP的走勢。”然而往往是這樣的無用之事，蘊藏著意想不到的能量，不經意間觸及人的靈魂，震蕩起共鳴。劉震云覺得，文學所具備的那種潤物細無聲的力量，能夠在潛移默化間穿透政治、經濟、宗教的角力和沖突，抵達一日三餐的生活，實現最有效、也最節省成本的文化交融與理解。

前些年，劉震云為作品《我不是潘金蓮》出版荷蘭文版，前往阿姆斯特丹。活動期間，有位當地讀者對他說，自己從未去過中國，對于中國的了解原本只限于西方媒體報道的片面印象，以為中國人不會思考，也不會笑，但書中的一位農村女人為了糾正一句話奮斗二十年，讓她由此對中國人心生敬意。她還說，看這本書從頭笑到尾，你可能是中國最幽默的作家。

劉震云這樣詼諧地答她，如果你去我們村，你會發現人人都很幽默，我是我們村最不幽默的人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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